秦晖：被无视的“华盛顿会议”

巴黎和会“四巨头”

过去人们经常强调“一战”后巴黎和会对中国不公，导致民族主义在新文化运动中占了上风。这似乎符合表象层面的舆论分析。尤其是晚近金观涛、刘青峰先生运用数据库分析以数值证明：在新文化运动主要阵地《新青年》全部存在时期提到的国内外大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战”、“世界大战”、“欧洲战争”）遥占首位，共被提及448次，而十月革命被提及287次，国内事件被提及最多的两次帝制企图（张勋复辟和洪宪帝制）只有133次，其他如义和团、辛亥革命等等提及就更少了。

而在《新青年》的一战评论中，前期并无明显倾向，一战后期的评论则明显强调协约国是正义的一方，其战争目的是“公理战胜强权”，并且对中国参战后能够得到“公理”之助、享受战胜国待遇、改变晚清以来被列强欺负的状态抱有期待。但巴黎和会后国人大失所望，主流评论又变为此战无正义可言，甚至越来越接受LN的“帝国主义战争”之说。

但是，进一步的分析又使人觉得这因果关系不那么简单。

新青年创刊号

首先，上述数据库还显示：巴黎和会在1919年“小五四”当时虽为社会热点，但以思想文化评论而非新闻报道定位的《新青年》当年其实没怎么提及此事，直到1921年后，即陈独秀等《新青年》主持人转向马克思主义后，才大量提及巴黎和会。金观涛等据此分析曰：巴黎和会虽是五四当天游行的直接原因，但从观念史上看“它还不能被视为推动知识分子放弃自-游主义的最重要事件。巴黎和会的意义，是在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不断被加强、深化的”。

笔者愿申而论之。我们知道，在巴黎和会上美国的立场是比较接近于中国的。由于美日国家利益的竞争、尤其是在太平洋地区坚持门户开放、列强均势而反对日本独霸中国的“海约翰主义”与日本侵华意图的冲突，不可否认也由于此时美国外交思想中“威尔逊主义”（以“公理战胜强权”、支持“民族自决”等为内容的美国式理想主义）而非“汉密尔顿主义”（不讲道义的国家利益至上）正居主流，美国在巴黎和会中本是倾向于抵制日本对华企图的。虽然这一抵制因为英法等盟国迁就日本而没有实现，但美国人对此也很不满，美国国会因此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

中国的拒签和美国的拒批，使得亚太的战后“国际秩序”在巴黎和会后仍然悬而未决。在“小五四”中体现的中国人民的愤怒、“海约翰主义”和“威尔逊主义”下美国的不满，加上战后英日同盟的解体、英国更愿意附和美国，都使纠正巴黎和会的不公有了可能。

1921年11月—1922年2月，在美国倡议下召开了解决远东及太平洋地区问题的华盛顿九国会议，中国在会议上据理力争，西方列强——主要是美国在尽量维护自己在华权益的前提下也对日本形成很大压力，最终使凡尔赛和约惹怒中国的主要错误——把德国的“山东权益”转给日本得以纠正，并延及中国参战前日本对华最无理的逼迫（二十一条与“民四条约”）也被追究，即所谓“将日本之对华进展给以强制之清算”。

华盛顿会议

尽管美国也有私心和对日绥靖的一面，中国也作了若干妥协，但总体上中国仍是大赢家，不仅成功收回了山东的权益，二十一条和“民四条约”实际上被废除，而且继“一战”中中国对敌对列强——德、奧实行废约复权之后，又进一步开启了对战胜国列强改约维权之路，在关税自主、撤退外邮、收回租借地、限制乃至分步骤取消治外法权等问题上都取得了进展。

如今不仅中外关系史领域的前沿学者对华盛顿会议给予正面评价，就连代表中国主流学术的集体项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多卷本《中国近代通史》也承认华盛顿会议标志着“中国国际地位的缓慢回升”，国人在会议上“得到了大体可接受的结果，与巴黎和会的空手而归形成了对比”，因此对华盛顿会议的成果“应给予一定的积极评价”。

如今国际上通常把由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形成的一战后远东格局称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显然，如果仅看“凡尔赛”，中国作为战胜国几乎一无所获，国人的被欺负感是明显的。但是从这个体系的整体上看，由于“凡尔赛”的不公在“华盛顿”得到很大程度的纠正，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所得不仅是“大体可接受的”，而且就中国当时的实际实力地位而言甚至可以说是很大的成功。

只要看看以当时中国经济与军事的孱弱和政治上的四分五裂，却能在此后几年里先后收回青岛、胶济路、威海卫和原则上收回广州湾。再考虑中国到一战晚期才参战，而且只派出了华工，并未实际参与作战，相比二战中中国“提前”抗日和举国大规模殊死战所付惨重代价而言，一战后中国的所得应该说是很可观了。

胶济铁路老照片

客观而言，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的所得，已经超过中国当初参加巴黎和会时的原本期待——当时中国最爱国的人如陈独秀等，也没有指望在仅派出华工“参战”的情况下，能够借战胜而一步到位地全部洗清晚清以来一切国耻。如果能够把日本出兵夺取的德占青岛归还中国而不是由日本接占，当时那种认为“一战”属于“公理战胜强权”的乐观看法就不至破灭。而华盛顿会议上中国的所获已经远超于此。

但是，新文化运动尤其是其激进一翼对此却完全没有反应。由于从新文化运动中后来发展出来的国共两党势力都全盘否定北京政府，对这个政府的外交成就基本上没有给予“民族主义”的评价。

说“基本上”，是因为仅就对华盛顿会议的批评来看似乎还是有点激进民族主义色彩——这方面也是逐步显露的，像陈独秀这样的新文化运动激进派（陈当时已领导初创的zg）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只是提醒国人求人不如求己，不要忘记巴黎和会的教训，对列强的“慈悲心”抱过多幻想。后来激进派的批判则越来越激烈，甚至说华盛顿会议对中国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反倒加深了。

如果说类似这种指责还可以说是“激进民族主义”对北京政府的民族主义过于温和的不满，那么真正耐人寻味的却是：连这样的指责其实也不是很多。转向中的新文化运动对华盛顿会议的真正主流态度与其说是批判，毋宁说是“无视”。

一战时的海外华工旅

换言之，如果说巴黎和会导致的中国屈辱感“压倒了启蒙”，那么其实没多久华盛顿会议就“压倒”了巴黎和会。但奇怪的是，此后“巴黎和会记忆”却越来越压倒了“华盛顿会议记忆”，以至于国人不但没有高兴，连批评华盛顿会议还做得不够的声音也很微弱，仿佛这事根本没有发生！

上述数据库分析表明，《新青年》对华盛顿会议的提及（61次）不仅明显少于巴黎和会（87次），而且绝大多数提及都是在会议期间的“新闻性”关注（50次左右），会议结束后基本就不怎么置理了。而对巴黎和会则截然相反，如前所述，在1919年《新青年》对巴黎和会的提及其实并不多，但华盛顿会议后，对巴黎和会的“思想性”关注度却随着时过境迁反倒急剧上升。

在1923-24年间，刚结束不久的华盛顿会议仅被提到4次，而5年前的巴黎和会却被提到12次，到1925-26年间（此时《新青年》基本已经成为共产主义刊物），两者的差距更是达到1次与60次的悬殊程度。已经被华盛顿会议纠正的巴黎和会随时间推移被越炒越热，而纠正了巴黎和会错误的华盛顿会议却很快被“忘记”，不仅没有赞扬，连批评也几乎没有了。这种奇怪的态度难道是“民族主义”能够解释的吗？

《新青年》第六卷 第五号

事实上，如果说中国民族主义对巴黎和会的不满主要冲着日本，那么对华盛顿会议的不满在国际上却以日本最强烈。当时日本左、右两翼一致认为西方在华盛顿欺负了日本，可以说斥责华盛顿会议几乎成为一种“日本民族主义”的标志，这种愤怒最后一直发展到了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向美国“报仇”。

而奇怪的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批判华盛顿会议的一翼，在这个问题上不仅附和了俄国人，而且也似乎在附和日本人（日本的“反美左翼”在此问题上也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

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向共产国际的报告关于华盛顿会议的政治宣传依据：首列“第三国际对于太平洋会议宣言”，次列“山川均及堺利彦批评太平洋会议论文”，然后才是陈独秀、李汉俊批评此会的文章。如果这是民族主义，大概也不会是“中国民族主义”吧。

山川均

或许人们可以说，华盛顿会议并没有根本改变中国对外积弱之局，以后更有中东路事件和九一八危机，“救亡”仍然是头等大事。但是，那个时代中国救亡与对外学习、自我改造-启蒙事实上一直是并行的。所谓“救亡压倒启蒙”如前所述，其实指的是启蒙的学习对象由学欧美变成了学苏俄。这能用“救亡”解来释吗？晚清以来国人在被侵略后一面谋反抗一面“师夷长技”、乃至师夷长制、改革自身以图自强一直是常事，甲午战败后很快掀起了留学日本大潮就是一例。

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的不公，只是表现在他们没有仗义执言帮中国对抗日本，当时西方自身并无新的对华欺凌之举，何以就会使国人气得不愿再学西方？难道西方在凡尔赛对中国的伤害比日本甲午后的马关条约还厉害？

即便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迁就日本，拒绝支持同为协约国盟友的中国，确实严重地伤了中国人的心，说国人因此愤然改换“老师”似乎还勉强说得通，而华盛顿会议上既然西方已经改变了巴黎和会时的态度，此后中国再受的侵略（中东路事件和九一八危机）基本都是来自日、俄苏，何以学习俄国而不再学习西方的“救亡压倒启蒙”却仍然在继续发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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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更一图：一战中的华工

金雁/插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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